说说孟子的一件怪事

01

在先秦诸子里，孟子脾气最大，有点像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鲁迅。整本《孟子》，至少有一半篇幅是在跟人吵架，而且一吵架就喜欢骂街。所以王小波就感慨说，孔子是个挺可爱的老头，孟子却不像什么好人，一肚子邪火，所以他要是穿越到了春秋战国，也绝不和孟子握手。

其实话真也不能这么说。孟子确实比孔子脾气大，整个人就像一个被人使劲摇晃过的可乐罐子，一肚子气。但这不仅是个人性格问题，主要还是时代变了。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有一些基本的规则，贵族们还要些脸面，做事不至于太过分。可是到了孟子时代，秩序荡然无存，战争全面升级，一片赤裸裸的黑暗森林景象。就像孟子说的，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。”面对这样的世界，他不应该愤怒吗？他的书里确实洋溢着怒火，但那团怒火背后是对铁血世界的拒斥。

孟子不光脾气大，而且面对权力也非常自尊骄傲。孔子见君主的时候，“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”，姿态放得很低。孟子对君主却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动不动就要指斥几句。比如他数落梁惠王的时候，说得就很难听。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”，你这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！在齐宣王面前，他也彻底否认对方有什么特殊性，君主怎么了？没人欠你什么。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 在先秦著作里，把话说的如此明白痛快的，恐怕也只有孟子一人了。

孔子敬畏权力，庄子躲避权力，韩非依恋权力，孟子却视权力者为可供训斥的小学生。当然，这跟当时的环境也有关系。战国前期，君权虽日趋恐怖但还多少相信知识的魔力。等到知识的魔力褪色，孟子的骄傲恐怕也就维持不下去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孟子的这种气魄还是很让人佩服的。

所以，我并不同意王小波的说法。孟子并不是一肚子邪火的妄人。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，他就像一把利剑，锋刃上闪耀着人的尊严。君王又如何？权力又如何？虽千万人，吾往矣！

02

但是有件事很奇怪。

孟子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暴力，战争日趋残酷。野蛮善斗的秦国已经崛起，东方六国处在它的阴影之下，预示着一个更加黑暗的未来。但你翻看《孟子》的话，就会发现他虽然痛恨战争，痛恨残暴，但是他最大的假想敌却是两个不相干的人：墨子和杨朱。

孟子极其痛厌恶墨子和杨朱，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”。所以，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要“距杨、墨；放淫辞”，不让他们胡说八道，整个社会才会好起来。他甚至上纲上线，把对杨朱、墨子的态度作为判断一个人好坏的依据。什么是圣人之徒？谁反对杨朱墨翟，谁就是圣人之徒！

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。

杨朱、墨翟和孟子的观点，确实有很大差异。据孟子自己说，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，自私透顶。按照现代学者的解释，这个总结可能有点曲解，实际上杨朱的说法可能是“拿天下的财富换我的一毛我也不换”。但即便杨朱真是主张“一毛不拔”，最多也只是自私冷漠，遇事不出头而已，离真正的邪恶还有十万八千里呢。

至于墨翟，他的理论主要是兼爱、非攻、尚同、崇鬼、薄葬那一套。孟子也承认墨翟“摩顶放踵利天下”，这么说应该是个好人。但是不然。孟子偏偏觉得墨翟很坏。比如墨子主张薄葬，孟子就觉得他不孝顺，没良心。墨子说兼爱，孟子更不赞成。他说你能把亲侄子跟大街上的陌生小孩一样爱吗？这不成了神经病了吗？这还有人味儿吗？禽兽呀。

孟子指责得确实有一定道理。“兼爱”的说法确实过于高调，不近人情，真正实行起来会破坏人伦。但问题是：这种说法即便不对，也只是不对而已。满世界都在“杀人盈城”、“杀人盈野”的时候，到底该不该薄葬，该不该兼爱，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，又是多要紧的争论呢？

实际上放在那个大环境下看，孟子和杨墨的主张也多有重合。比如他们都反对战争。杨朱主张“贵生”，当然不赞成打仗。而墨子更是把“非攻”放到理论的核心之处。他说：杀一人是不义，应该处死刑。那么杀十个人当然就是十个死罪，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死罪。打起仗来，“饥寒冻馁疾病，而转死沟壑中者，不可胜计也”，发动战争的人怎么就不是死罪呢？这和孟子的反战言论有什么区别呢？

无论是孟子，还是杨朱墨翟，他们都反对重赋厚敛，都反对奴役百姓，都反对穷奢极欲，都反对暴力泛滥。对当时的残酷暴虐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。他们的不同，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的不同。

既然如此，孟子又何必把杨墨当成头号假想敌，把那点不同看得天样大呢？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偏执，动不动把观点歧异上升到原则高度。

外面虎狼成群的时候，非要固执地认定用弓箭还是用矛戈对付虎狼，是根本性的原则之争。跟这个相比，虎狼倒没那么可恨了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《笑傲江湖》里的华山派。一个说要练气，一个说要练剑，因为这个打得血头血脸，激情澎湃，"气剑不分，是禽兽也"。最后日月神教来了，把气宗剑宗一起捉了，挨个杀头。

这下好了，啥都没有了，也就不用分了。

03

在争论的过程中，孟子不由自主地夸大了对方的力量。他说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，天下“不归杨，则归墨”，势力庞大得惊人。他还危言耸听地说，要是杨朱、墨翟他们的主张成功了，“人将相食”。

这就有点夸张了。钱穆就纳闷说，杨朱这个人几乎没有事迹可考，“先秦诸子无其徒，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，《汉志》无其书，《人表》无其名”，怎么就“盈天下”了？但是孟子应该也不是完全的杜撰。推想起来，他说的应该是当时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情形。知识分子张三觉得知识分子李四非常红，去哪儿都有人求签名，只手遮天，一言一行都影响力惊人。但实际上，出了那个小圈子，可能就没几个人知道李四了。但是在张三看来，李四已经“盈天下”，再让他放肆下去就要天下大乱了。

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幻觉嘛。

当时真正能够盈天下的力量是什么呢？就是以所谓“法家”。其实，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“法家”，还是颇有争议的。胡适就认为并没有一个叫做“法家“的知识分子群体。但是不管存在不存在这个群体，藏在“法家”这个词背后的力量，才能决定未来的方向。

跟法家比起来，杨墨跟孟子的那点差别就不叫事儿了。孟子和杨墨一样，都反对战争，但是法家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打仗；孟子和杨墨一样，都认为君王是为老百姓而存在的，但是法家认为老百姓应该为君王活着；孟子和杨墨一样，都相信仁义，但是法家认为仁义是世上最讨厌的事情，妨碍国家安定。孟子还天天高谈阔论，说杨墨要祸乱天下了，要领着大家吃人了，大家都要来反对杨墨呀！可在法家眼里，什么墨家、儒家，没什么区别，都是应该被铲除的蠹虫。

孟子知道这种潮流吗？其实应该也知道。孟子生活的时代，秦朝已经崛起，发动了军事竞赛，东方六国也被迫跟进，国家的野蛮化倾向已经相当明显。比如著名的伊阙之战就爆发在孟子晚年，秦国名将白起屠戮了魏韩的二十万大军，刷新了战争伤亡的规模。这是事情，孟子当然知道，但是他并没有重视，还是执拗地认为杨墨最可恶。

现代人很难搞明白孟子的想法，但让我猜测的话，这里应该有争夺知识分子圈话语权的成分，但最重要的因素还不是这个。真正的原因应该是：孟子压根就没重视法家。孟子没有意识到它代表一种新的恐怖力量，还是把它当成齐桓公、晋文公一类的事物，既不新鲜，也没什么理论高度，不如杨墨斗起来过瘾。

说到底，孟子对黑暗缺乏想象力。即将洪水滔天的时候，他还在悠然自得地反着杨墨，指责着兼爱是多么不近人情，薄葬是多么不孝顺，“为我”是多么自私可恶，仿佛这是天底下最有价值的争论，也是最迫在眉睫的危险。

结果是什么呢？

几十年后，秦始皇宣布“以吏为师”，把这帮吵来吵去的家伙一网打尽。杨墨流派固然消亡，孟子也没好到哪里去，用赵歧的话说，也是“党徒尽矣”。至于《孟子》这部著作，也消失了好几十年，直到汉朝废除“挟书律”，才再次浮出水面。如果当时有一点差错，这部书可能就彻底不见了。

在孟子对着杨墨骂大街的时候，恐怕是料不到这一步的。否则他也不会说出“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”这样的胡话。李斯就距杨墨，他是圣人之徒吗？

他还烧你的书呢。